盛夏萧歌

最近参加了几次读书会,盛夏酷暑之时,大家的心情和所谈的话题却莫名地萧索,从京剧的萧索谈到文化的萧索,又从文化的萧索联想到经济的萧索。其实,无论酷暑还是萧索,一切都是无常。


繁荣背后的萧索


有人谈到京剧的萧索。这位朋友去石家庄走亲戚,因为平素仰慕裴艳玲老师,就顺道去看裴艳玲大戏院,却看到戏院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不禁心凉落泪。她说,这时她真切感受到了京剧的萧索,理解了一位国宝级京剧大家都感到独木难支的那种心境。过去北京的大街小巷还随处可以听到京剧,现在很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流行音乐伴奏的广场舞。看着大妈们扭着整齐而单调的动作,听着那铿锵劲爆的伴奏音乐,这位朋友却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萧索。


有的便谈起了中国文化的萧索。她说,都说现在是传统文化热,但她的孩子想学琵琶,找遍北京也找不到一位靠谱的教琵琶的音乐老师。我开玩笑地说可以去台湾找林老师,她说,林老师可是一个用自己的生命当作品来展现中国文化的禅者,而孩子想学琵琶也不过就是个爱好,怎么好意思去叨扰林老爷子呢!


中医看似有点热,其实也萧索。前几天和同事聊起中医院挂号难、三伏贴被炒到一贴难求等话题。她问,中医真的热起来了吗?我说,我所接触到的,真信中医者很少,不信中医者仍是多数,一贴难求只是一种表象。三伏贴不过是借用了中医药概念、用资本逻辑包装出来的保健产品而已。这种产品的流行,不仅无关中医复兴,反而表明中医已经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中医的悲哀。


无论是京剧的萧索,抑或中医的萧索,还是文化的萧索,其实都是中国的转型之痛,更准确地说是由于中国文化转型带来的经济被动转型。可能会有人说不对,马克思主义说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所以应该是经济带动文化转型。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理解!仅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它只是经济中的一个产业和一类产品。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显然不在狭义的文化上。


当代中国对文化的概念误读太深了!


被误读的“文化”


三伏贴虽然也借用了中国文化中的长夏胜冬(土克水)原理,貌似对中医的一种推广,实际上只是盗用了中医的一个概念,把中医的一个原理断章取义、夸张放大、策划包装,变成一种工业产品,而完全阉割了中医的整体辩证思维。这种模式是彻头彻尾的工业资本逻辑,舍本逐末。这种对中医文化的挖掘和泛化很有误导性和迷惑性,这样的“中医”产品和中医已没有多大关系。它不仅不能让更多人真正信服中医,相反却在不断瓦解着人们对中医仅存的一点信任。现代工业的生产力和现代传媒的传播力,更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结果。


我观察这轮中国文化热的原因,并不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到了该盛开的节点,而更多是因为被资本盯上了。资本一旦盯上某种资源,就会对其进行催熟,注入强心剂,强喂壮阳药,促其虚阳上亢,实现哪怕只是昙花一现式的繁荣。


有行家言,现在文化界的多数活跃分子,肚子里本来就没有多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有的人是熟读了几部经典,自以为搞懂了一些文化概念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就以为自己懂文化了,就迫不及待地急着开花结果。他们学的那些传统文化并没有在体内扎根,没有变成思维方式和实际行动,更没有转化成生命状态。


中国文化讲求生长化收藏,一切都顺其自然,符合天道。一年有四季,有二十四节气,春华秋实,夏种秋收,花不会自己追求过早绽放,果实也不会自己追求过早成熟。急着绽放,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而这恰恰是与中国文化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中国文化是生命呈现的方式,只有去践行了才是真文化。薛仁明老师说,现在学者太多,行者太少。这也是我们说中国文化表面繁荣实则萧索的主要理由。


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意义下的行者和学者呢?所谓行者,就是自觉用中国文化改造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行为的人;所谓学者,就是把中国文化当知识学习,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停留在概念层面,把中国文化“提升”成科学、逻辑学或哲学的人。如果中国文化不能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而只成为少数学者卖弄的知识、资本手中的玩偶,那么中国文化的热就是虚热、就是发烧,甚至是大病。


文化这个词,源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人文教化之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给文化下过完整定义,但在大量论述中赋予了其深刻的含义:文化为人所创造,并反过来重新塑造了人,它体现着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我喜欢现代古人类学对文化的定义,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族群为适应环境而发展出的、可以世代传承的行为模式。不管是《易经》、古人类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本质认识是大体相通的,即可以概括为一个简明的判断:文化的本质是人的行为模式。


因此,文化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社会和经济的基础。社会和经济如果出现比较大的问题,一般都要在文化上找原因。


当代很多人说的文化,已经不是社会和经济的源头那个概念了,而是把文化降级降等,当作经济的一部分,视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看作政府文化部门管辖的一堆事务。结果文化只剩下商品和注册送彩金吧属性,沦落为用来牟利的精神产品,真可谓恶紫夺朱。


文化角度别解新常态


最近有同事来找我,说经济不景气,工作不好做,希望我给她、给萧索的经济提提气。我不想找些理由表示乐观,给经济和文化打强心针,我觉得有必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重新认识一下新常态。


既然说文化是人的行为模式,那么社会就是经济的底层,文化是社会的底层,自然则是文化和人的一切存在的土壤。经济的萧索是社会信心不足在经济上的反映,文化的萧索则是自然现象在人心和人身上的反映。中国人崇尚自然而然、天人合一,所以对什么都不轻易作好坏评价,好坏只是人根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进行的判断。


这些年,我们对经济作了太多的评价,进行了过多的干预。因为当代中国人骨子里的中国文化基因被西化思维搅乱了,既失去了遵循天道的从容,也没有了追求理想的定力,群体无意识中几乎唯一共同的东西就是急着绽放,急着对经济波动现象作一个好坏判断,然后武断地对它进行干预。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说,人类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增长崇拜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确实,在近二三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世界主要工业国的经济除了差不多每十年一次的经济危机外,总体趋势是持续增长的。


中国经济更是突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常识,在没有经济周期的情况下持续高速增长了几十年。于是,当代中国人便更不习惯于经济波动,认为低增长是可耻的,零增长、负增长简直是不可想象、不可容忍的。大家都希望经济永远像社会一样维持稳定,不要过热,也不要过冷。热了,宏观调控之手就加息提准、落闸蓄水;冷了,就减息降准、提闸放水。这种心态实际上是希望夏天常在,是一种妄念。


美国在二战后国家实力、地位、声望都达到了顶峰,而战后的几十年都在走下坡路。现在自知世界霸主地位难保,更是不惜破坏自己当年亲自倡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规则,大搞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发动贸易战,妄图通过打压中国使美国“再伟大一百年”,这也是一种希望美国春夏常在的妄念。


近几年中国中央政府的定力则很强,对经济不刺激、不救市,看似无为,其实在幕后锲而不舍地作着结构性调整,现在效果已经日益凸显出来。


实际上,中国文化本来就没有增长崇拜的基因,而是视经济为文化之副产品,财富乃经世济民可用之物,可以自然生发,却不必人为刻意追求增长。经济波动是生长化收藏中的正常现象,无常正是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依此我理解中央提出的新常态,应该是回归到事物的无常性,不要指望经济在一个想象中的理想水平上长期“稳定”下去,不能以无常为常,更不应该企图使无常为常。


对一名政治家来说,新陈代谢、经济波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许工资下降了一些,物价上涨了一些,往往就会恐慌。区别在哪里?格局大小不同,生命状态不同。一个普通人或一家企业,如果也能对冬天常有准备,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有充分认识,就也可以熟视无常,处变不惊。


我们看到,很多不错的企业,对待自己的产品和注册送彩金吧的生命周期可以做到冷静理性,但在企业的生命周期面前却常常不淡定了,不断地、徒劳地抗拒着正常的生长化收藏的周期性。


正如每一个生命都身怀使命,一家企业只要是感时代召唤而生,就一定也有它的使命。一般地说,一家企业的使命越崇高,企业生命力就越强;如果一家企业没有使命,那它无论做到多大,也摆脱不了对生死存亡的恐慌。


企业生命周期的长短,是由其使命的高度所决定的。比如一家致力于促进社会合作的企业,就比致力于城镇化发展的企业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城镇化的周期很短,而促进合作则是一个比较长久的过程。当然,一家有着强烈使命感和顽强生命力的企业,也会有它的生命周期,在它完成了使命的那一天,便是企业的终点。这是一种无常,哪家企业也躲不过去,就如同人的生死宿命一样。


现代人从小就被线性思维教育耳提面命地灌输着,或者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而相对缺少循环思维和非线性思维的训练。过去我们从小都会玩的石头剪子布的游戏,就是一种循环思维的简易训练,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一种培养超周期思维能力的高级训练。二十四节气则是中国文化更全面系统的超周期训练。


多数“85后”们一出生就在城市生活,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几乎是在抗拒春夏秋冬中长大的,对自然周期早就没什么感觉了。现在,越来越多的“85后”在进入企业中层,他们的思维方式对企业决策和管理行为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加。


现在的很多企业,更加排斥周期性,妄图让企业一直在夏天。有一阵企业界流行一句口号:“只有淡季的思想,没有淡季的市场。”企业总是在试图通过人为激励消灭淡季,消除市场周期性波动,希望一年四季都是旺季。把梳子卖给和尚、把鞋卖给原本没有穿鞋习惯的原始部落居民,这些励志故事都在不断强化着追求常夏无冬的思维。这样的企业,当寒冬到来的时候,就只能手足失措,瞠目死于下一个春天来临之前。


最近有个流行词很有意思,叫“人从众”。这三个字,第一个字是一个人,第二个字是两个人,第三个字是三个人。“人”字是象形字,象人直立行走之形,这是人和动物最直观的区别;“从”字是会意字,一人紧跟另一人,二人为从;“三”字是指事字,指“天地人之道”(《说文解字》),三生万物,中国人常以三代多,故三人为众。文化好比那一个人,而经济和社会恰似那三人之众,经济和社会现象往往是从众心理的反映。比如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逐渐西化过程就是这样的:最开始是买办阶级这极少数人西化,后来是失去了科举通道的知识分子群体西化,最后是整个社会放弃了自己的文化,在西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物极必反,现在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或反思、觉醒,开始找回自己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复苏最初的起因。


但形成这股中国传统文化热,则更多是因为“文化产业的自觉”,而与社会整体行为方式的转变基本无关。这股热潮中夹杂着最近几十年的思维方式,人们习惯于用工业化模式来对一切东西——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包装。这使得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很难露出真面目,人们能够看到的,都是那些用现代思维包装出来的文化产品。真正的中国文化复兴还任重而道远。


中国文化复兴的标志,一定是行为模式的真正改变。中国文化复兴,也需要从人到众。从现在的行为模式,过渡到中国文化支配下的行为模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注定还会出现很多次反复,还有很多艰难困苦的道路要走。


对国家来说,经济只是社会治理的副产品;对老百姓来说,美好幸福的生活才是根本。当生命绽放、个人幸福、中国文化真正复兴之时,经济繁荣自然就是美好幸福生活的副产品。到了那个时候,谁还会为经济的一点波动而提心吊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