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雨”看公共资源配置的四种类型

前几天上海暴风雨刷爆了朋友圈,乌云压碎晴空,好似奥特曼大战怪兽,真是名副其实的“魔都”!


谷雨节气到了。雨,对大家来说,熟悉到司空见惯。但我现在对它却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大凡司空见惯的东西,偶尔认真去注意一下它,常常会产生一种陌生感。按古人说的熟悉的本意,是要十分了解、深入理解才能叫熟悉的。悉,从采从心,意思是从身到心要全方位理解体会。按这个意思,我发现我对雨其实并不真正熟悉。


雨的成因是什么?雨代表着大自然的什么智慧?雨对中国文化有哪些影响?下面我们就来重新认识一下雨。


气象常识告诉我们,雨的形成是由于空气中的水蒸气在一定条件下凝结成水滴,降到了地面,这种天气现象就是雨。雨主要有四种类型:对流雨、地形雨、锋面雨和台风雨。


对流雨,简单地说,就是空气对流形成的雨。所谓对流,就是热空气向上,冷空气向下。


对流雨的特点是水在局部区域形成小循环,属于地理空间上的小范围水量调节。水性趋下,没有对流雨的话,水就很难攀升到很高处。由于地面有高有低,必然旱涝不均。幸亏有太阳的能量,产生了对流雨,水资源才能实现调节。但对流雨调节范围不大:水多的地方(比如南方水乡),对流雨也多,缺不缺雨都只管下,有时候也不胜其烦;缺水的地方(比如沙漠地区),太阳光照射再强烈,空气对流再剧烈,因为总体水分缺乏,也不容易形成降雨。


地形雨,简单地说就是大气水平运动时受地形影响而爬升到一定高度而形成的雨。


地形雨的特点是暖湿空气在沿地面水平移动的过程中遇到山坡,暖湿空气就会沿坡爬升,爬升到一定高度,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水汽就会凝结成雨。地形雨对水汽调度的范围相较于对流雨要大,可以大量地从丰水地区向贫水地区调水:低处多水,但没有地形雨的形成条件;高处一般缺水,但越高越容易形成地形雨。


锋面雨,简单地说就是冷暖两股空气交锋时,在交锋的界面处形成的降雨。


锋面雨的特点是冷暖气团的角力,在势力均衡处形成了降雨,可以理解为冷暖两股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带来的红利,好比神仙打架,百姓得利。因为锋面雨是天上的神仙打架,不受地形限制,所以就实现了雨水在更大范围内的调动,这种雨会把丰水地区和更远的大洋里的湿热水汽带到大陆。


什么是台风雨呢?顾名思义,台风雨就是台风形成和大幅度运动过程中形成的降雨。


台风雨的特点是,在局部往往造成强大破坏,但它是把海洋的水搬运到陆地的主力,是从天而降的大红利。台风携带的水汽除了直接形成降雨以外,还能转化成锋面雨和地形雨,实现水汽更长距离的梯次输送。台风向人们宣示着天道的存在。


以上四种雨中,地形雨和锋面雨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比较普遍的降水类型,它们都是主要由季风带来的降雨。季风就是随季节而周期性变化的风。由于季风的影响,中国的雨也就有了明显的周期性。


这里说雨不是为了普及气象知识,而是为了探究中国文化生长在怎样一种环境中,以及这样一种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中国文化有什么特点。


古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任何一种文化都生长在特定的自然土壤中,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气候环境,就会生长出不同的文化。中国有着世界上最齐全、最复杂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类型,因此中国也就有着兼具统一性、对抗性和多样性的气象万千的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季风气候必然要在中国文化上打上自己的水印。


中国位于太平洋西岸,夏季位于大陆热低压中心和海洋冷高压中心之间,冬季位于海洋暖低压中心和大陆冷高压中心之间,两对矛盾势力交替控制中国广大地区,形成了具有严格周期性的季风气候。海洋和大陆两股大气势力的对抗就像太极的阴阳两仪,相反相成,相互转化。


季风就是阴阳相驳。


大陆和海洋两股大气势力长期角力,形成中国的季风气候和主要降水。所以,中国人在远古时代就形成了阴阳世界观。于是,中国成为辩证法的发源地。


“辩证”这个词直接来自中医,辩证的实质是辩阴阳,具体表现为辨虚实、辩表里等。因为阴阳哲学深入人心,中国老百姓似乎人人都是哲学家。中国谚语俗语中有很多看起来互相矛盾的说法:“兔子不吃窝边草”——“近水楼台先得月”“宰相肚里能撑船”——“有仇不报非君子”“大丈夫能屈能伸”——“男儿膝下有黄金”……等等,这些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谚语俗语,看似矛盾实则相反相成,中国人从来不觉得矛盾或纠结。相反,它们几千年来反复训练着中国人的辩证思维,让中国人成为一个具备超强思维能力的民族。


大陆和海洋双中心影响下的中国人,对阴阳两极有着灵敏的感知。阴阳两极的运动和转化是随着地球的公转一年两次周期性渐次进行的。现代气象科学认为,季风的周期性变化主要表现为西北风和东南风的交替,而中国古人分得更细,认为有八风,八个方向的风每四十五天改变一次风向,在两分、两至和四立这八个节气时各换一次,其中在立冬形成强势西北风,在立夏形成强势东南风,循环往复。


八卦与八风也许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感性诗意的中国人仍然喜欢这种美妙的自然对偶关系。


中国人在感知阴阳、四季和八风的过程中,体会着天道对水资源的调配,并自觉地努力运用天道维护社会的公平。在中国社会治理者看来,社会经济中的货币就好比自然界的水,因为货币高度标准化,是流动性最好的社会资源。要得治国之道,就要先遵循天道,学习水性,保持公平。


我们模仿降雨的四种类型,也把中国的公共资源分配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分配类型我们可以称为“自治型”,就像对流雨一样,本地资源本地用,小范围内调余缺。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其实就是在倡导一种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宗族、从宗族到乡里、从诸侯到国家、再从国家到天下这样一个以各级自治为基础的稳定治理结构。


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社会。在理想的小国寡民社会,一切都是自给自足的。中国传统上的乡村(乡和村)都是以宗族为单位、以乡绅为领袖高度自治的,所谓“皇权不下县”就是这个意思。这在现代称为自然经济,在治理体制上称为区域自治。


中国历代的割据政权,就是一个个小国寡民的自然经济体。在面临统一大势冲击的时候,为了把割据态势维持下去,割据政权就会用闭关自守来抗拒统一。但由于割据区域自身资源有限,不可能实现较大的发展,被更大的割据政权兼并或被统一是迟早的事。


比如四川就可以看作一个超大规模的自然经济体,或者说是自然经济规模的极限。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四川的经济有着很强的独立性,自从都江堰建成以来,不知涝旱,物产富饶,应有尽有,因此四川经济社会文化相对独立、封闭且具有“排外性”。


自然经济除了独立性以外,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特色鲜明。自然经济的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尽可能多地保护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可以看作中国文化的多重备份。多样性的无穷组合则导致中国发展前途无穷多的可能性。


自然经济的缺点是当小气候出现异常变化的时候,小系统就可能崩溃。因为很少参与大范围的交换活动,也就很难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发展机会。四川正是由于这种自然地理和文化特征,有史以来只能形成偏安割据政权,而从未据此实现过统一大业。


第二种分配类型可以称为“调剂型”,是资源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内的调剂。就像地形雨,为什么下雨,雨下在哪里,主要取决于当地地形条件。


在国家公共资源分配上,常见的方式是地方提需求、打申请,中央、国务院或部委审核后决定是否予以满足。这是一种虽然立足全局但统筹方法相对简单的分配,基本上就是损有余、补不足,谁擅长“跑部钱进”谁得到的资源就多,难免出现“爱哭的孩子有奶吃”“一个孩子洗两遍”的现象。


我国在高校分布和招生上的权衡就是典型的调剂型分配模式。我国在封建科举时代就形成了划省招生的统筹原则,因为优质教育资源往往是跟着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走,中央即使再大的权力也很难做到把这些资源在全国均衡分布,能做的只能是在生源的录取和使用上调剂余缺,尽可能地在各省需求和生源素质等互相矛盾、错综复杂的因素影响下寻求微妙平衡,以不出问题、各方能勉强接受为准。直到今天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达世界一流的情况下,这种分配方式仍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


第三种分配类型可以称为“争夺型”。就像锋面雨,下不下雨、雨下在哪里,取决于两股互相矛盾的力量的对比和运动情况;就像季风是大陆和海洋两股大气势力的对抗一样,中国社会和历史也表现出周期性的对抗,并在对抗中不断前进,统一不断扩大。


在元代以前,中原文明即农耕文明是绝对主体,和北方的草原文明打了一千多年的资源争夺战,两个文明的分界线就是长城。每当季风气候反常时,就会给两个民族正常稳定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灾难。灾难导致粮食不足,就会爆发动乱和战争,进而导致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发生变化。最终,中原和北方草原民族的矛盾是通过更大规模的统一彻底解决的。


在今天,许多地方发展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都不外乎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是上级或中央出面协调,另一种是两股力量达到一个平衡点,进入良性竞争或者达成合作。比如各地为了取得在招商引资竞争中的优势,一般都会努力改善自身的投资经营环境和区域形象。又如,高铁是国家级基础设施,国家承担主要投资,地方承担投资较少,而高铁对地方发展的带动性是巨大的,争取到高铁线路过境并设乘降站是利益极大的事。于是,高铁规划设计阶段的选线和选站就经常导致几个备选区域的激烈争夺,往往需要中央出面协调。


矛盾并不一定是问题,而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文明的进步靠交流和碰撞。新时代是人和各种要素大流动、大融合的时代,这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固然很多,但更主要的结果是造就了中国社会空前的创新活力。


第四种类型可以称作“大统筹型”。就像台风雨,它能量极大,动辄能席卷半个地球,它决定着天下大势。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都是深刻影响全世界的危机,可谓世界经济的“台风雨”。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环境中开始的。中国用庞大的国内统一市场,为大规模的国际合作与产业转移提供机会,将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引进来。但为了防范外来力量过大冲击,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这些局部地区开始。由于一系列防范机制发挥作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都没有对中国造成灾难性影响。


统筹的前提是统一,有大规模的统一,才会有高层次的统筹。中国是世界大国,“大一统”和“大同”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从现代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大一统”就是全天下范围内的大统筹。近现代的中国,国民因国难而觉醒,统一因正义战争而巩固。巩固的统一形成了世界一流的大市场,也形成了世界一流的公共资源。随着我国经济越来越强大,治理体系越来越成熟,统一越来越巩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发动机。有此基础,中国才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世界公共资源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