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小趋势时代,“上道儿”才能不焦虑

大寒,对应临卦,泽在地下之象。卦辞曰:“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在这里,“元亨利贞”意为圆满。


戊戌年立春,我们发出了二十四节气谈管理系列第一篇文章,到今天大寒节气,刚好完成一个周期,也算是这件事情的圆满。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独有的基于天道运行的周期律,它反映了中国人多维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对应了处在不同思维层次的社会各阶层。在先贤们看来,道只能体悟,不可言说,所以对处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的教化,就不去说教,而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老百姓们看来,每个节气宜做什么、不宜做什么,都写在黄历中,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不必问为什么。这形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合作默契。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尽可能地给不同认知水平、不同思维层次和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提供了简单易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二十四节气就是以“生长化收藏”指导着社会和国家的运作,上至祀戎刑狱、中至农业生产、下至日常生活,这些的背后都是人人皆须仰之的天道。


合乎天道,便是中国人追求的圆满;与道同行,是中国人最大的幸福。


先秦时代的中国,百家争鸣,但各家、各诸侯国乃至全天下的共同信仰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天,共同追求也只有一个,那就是道。百家,乃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说理、解道。


《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对道、术、器的区分,这一思想被现代系统科学界称为东方系统思想。当代系统科学家顾基发院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简称“WSR“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诠释道、术、器及其之间关系的现代科学范式。道,即自然规律,是人理追求的终极本体;器,大致对应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即物理;术,则可笼统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以外的其他知识,比如人文诸学科,即事理。


在古代中国,道是上至君王、下至庶民都要追求的东西。皇帝都想做“有道明君”而不想做“无道昏君”;士大夫则把“朝闻道,夕死可矣”作为人生追求;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理论最鄙视“匠气”,即只有技艺而不合道;普通老百姓也是追求道的,“知道”一词在中国各方言中普遍存在,是延续至今的活语言,每天都要在嘴边念叨不知多少遍;日常生活中评价一个人不会做事、不会做人,也常常用“不上道儿”来批评。现代开始频繁使用的“同志”一词,其实是一个中国传统称呼,意思是“志同道合者”。



道是天然融入中国人的生命里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合道的历史,表现为朝代兴替。就连最粗野的绿林好汉也知道是天道决定着一个王朝的命运,所以农民起义军常常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


最近在台湾呆了一些日子,感受到“两个台湾”的存在:一个是以西方民主法制为架构的“政治台湾”,它虽“在朝”,却不合道,故不可能成正统;一个是以台湾人民为主体的“文化台湾”,它虽“在野”,但恰恰比较合道,是国家统一的希望。我在台湾民间接触了一些文化界人士和乡野居民后深有感触:台湾还保留着一块中国文化的“活化石”——虽然经历过五十年的日本殖民时期,但台湾民间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有着很好的传承,文化根基并未被日本殖民统治动摇。从“文化台湾”,我似乎看到了中华文明在历经历治乱沧桑之后是如何保持始终与道同行的。



由于中国文化强大的存在,任何外来的文化、理论和方法要为中国接受,就必须充分地进行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法之所以比共产国际的阶级分析法更符合中国国情,就是因为毛泽东使用了《易经》对中国社会的分层方法。


那么“八月有凶”什么意思呢?临卦的反面是遁卦,对应大暑节气。由于《周易》成书在周朝,周朝的大暑节气是在八月,故说“八月有凶”。这半句卦辞的意思是在提示我们要防微杜渐,谨防走向反面;身在大雪节气(临卦)的时候,应该看到大暑节气(遁卦)的状态,才能得圆满之真谛。


历史上,在中国这个尊礼重道的泱泱大国,其统治者不止一次走向道的反面,导致严重的后果。近古的中国,由于统治者日益重道轻术、重法轻器,导致在工程技术和兵制重器上严重落后,道无以术显、无以器显,则道也日远。士大夫也染上了“坐而论道”的毛病,名为卫道士,实则既不知“道”,又不识“器”,是谓“清流误国”。


最近,这类人又有了新“马甲”。传统文化热兴起以来,一批自称“得道”的人纷纷出炉,一时间“大师”满天飞。其实稍加了解并不奇怪,中国传统上就一直不缺这种人,就是在自己“术业有专攻”的领域内对道的“不二性“有所感悟者。其中一些水平甚高者可能做到了“以道御术”,但如果不能进一步“以术证道”,那就仍然离道甚远。在今天,这些“术业有专攻者”有了文化产业资本的加持吹捧,就俨然是“大师”了。因为自欺,所以欺人,离道更远。


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有一次著名的决斗——“岩流岛之战”,发生在两个著名的武士宫本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之间。决斗的结果,宫本武藏持以船桨削成的木剑,击败了“剑即一切”的小次郎。这个故事说明了道行深浅决定了战斗力的强弱。中国武侠小说中经常描写以树枝为剑,甚至完全以体内之剑气杀人,此谓以道御物、“一切即剑”,这是剑道的最高境界。



其实,以道御物也还不是什么真正的大道,因为道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驾驭物质。虽然宫本武藏的武功很高,足以对付“剑即一切”的小次郎,但毕竟只是剑道,与“六根互用”的真正得道者还有相当差距。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得道呢?我想起码的解释是,得道是生命的真正成长。


中国文化中有“慧命”的说法,也就是每个人都有智慧生命,父母给予我们的肉体生命只是个开始,慧命要不断长(zhǎng)养,就要靠学道。


中国的传统管理,都是从道出发,顺着有利于人的慧命长养的方向进行的。整个国家也可以视为一个生命,同样有其需要不断长养的慧命。国家的繁荣兴旺,就从个人的修身养性开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完整的长养过程。对一个人来说,修身的水平高低,决定了他可以做多大的事。修身是什么?就是使自己合道。怎样才算合道了呢?禅者常说:“二六时中,不离这个。”意思是说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刻也不离道。


历史上发生过“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情,也有人说是“孔子问道于老子”,其实两种说法并无本质分歧。中国的礼就是按照道进行展开和设计的,可想而知,问礼当然就是问礼背后的道。



所以,我谈二十四节气,你说谈的是理也好、是术也好,都不错,我只提醒大家都时刻不要忘记它们背后是我们最终要追求的道。


当代企业界常探讨管理之“道”,现代管理的确不能只是术和器,更重要的,它也应该合道。


现代管理重书面承诺,即合同,口头承诺一般都不太算数,起码优先级是要劣后于合同的,这一点在法律上有明确的体现。这种来自西方的做法自有其好处,起码是一种迫使人们在交易中清晰描述交易规则的工具,有利于简化规则,减少不确定性,尽可能地避免分歧和纠纷。尤其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标的和需求都比较简单的一次性交易。


但合同描述的、看起来简单明了的一切,那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只是一个用概念堆砌成的“器世界”。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真实世界除了包括“器世界”,还包括“有情世界“,“有情世界”是复杂的、多变的,其中的人是有情感的,人和人之间总是依靠大量说不清道不明却能切实感受到的情感而实现互相信任的,而这些都不可能变成可描述的合同条款。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创业阶段,有所谓天使投资,投资人对某项目的投资,更多的是看人,看人品、看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看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些一般是难于形成合同的,即使有合同,也是一种君子协议,更多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默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习现代管理制度,学习西方的合约体系,但是由于丢掉了传统文化,又不了解西方的文化背景,对西方管理科学的理解也过于简单化了,把一次性的交易行为规则进行了不合适的放大和普遍化。加上转型期造成的大量制度漏洞与市场机会并存,一时间信任危机充斥企业界,甚至弥漫至整个社会。


其实,西方企业之所以那么强,也绝不是只懂一次交易和书面规则,而是非常重视契约精神、非常擅长合作的。比如西方国家在国内运用法律手段反托拉斯、辛迪加等各种垄断组织,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却常常能拧成一股绳,很少看到一个发达国家的各企业之间在国际上恶性竞争的现象。西方社会的非政府组织(NGO)也非常发达,NGO的运行主要也不是靠合同运行的,而主要依靠的是以信任为基础的紧密社交关系。


现在互联网社会中有一种叫“字幕组”的自发志愿者组织,主要由一群影视作品翻译爱好者组成。他们的劳动纯粹依靠兴趣,没有人给他们发工资,他们的劳动成果——字幕翻译也完全免费提供给任何人。这样的一群人,没有金钱激励,也没有劳动合同,更没有合作协议,靠的是什么?完全是基于共同爱好的信任和默契。他们就是凭着这样的机制,干到了几乎让专业译制厂倒闭。


中国历史上类似NGO和字幕组这样的自发组织、自治组织其实一直很发达,就是各种行帮、商帮,又称江湖。他们“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非常讲求诚信文化。历史上最大商帮之一——晋商,以钱庄票号著称,晋商放贷的方式就非常具有中国传统特色,不凭担保,不靠合同,全凭个人信用和交情,掌柜一句话,就敢放账。他们就是主要靠着信而不是合同进行合作和管理。


以道为出发点的诚信文化是降低合作和交易复杂性的根本方法。我们通过二十四节气体悟它背后的道,用它来演绎出来管理的规则,也许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管理。我们提倡一种叫做“家文化”的企业文化,就是用修身、齐家的功夫做管理。在我们看来,当这种中国特色管理普及全国、风靡世界之时,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种圆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