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千古帝王的无为而治

秋分这天,昼夜等长,在中国文化中,它的意义是一分为二,阴阳平衡,代表源于自然法则的公平。


一分为二,这条耳熟能详、贯通东西智慧的辩证法,长期被全体中国人自觉运用着。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哲学家。


一分为二的好处是简单。中国传统小说和戏曲中的人物都只有两种——好人和坏人,最易于理解;但结局总是要光明喜乐大团圆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界才兴起了描写“中间人物”的潮流。中间人物即是在好坏之间不清不楚的人物。其实现实中的大多数人都更接近这种中间人物,所以中间人物形象显得更真实。


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看问题常常一分为二,也常常合二为一,但我更喜欢“不二”——那种阴阳未判之前的混沌。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回到那种阴阳未分的混沌状态是有能量的,是有无穷的生发力的,“不二”也许就是道吧!


有人请教孔子无为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尧舜算是吧!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也没什么,“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这比《大学》中说的“修、齐、治、平”还要简单得多。这就能够无为而治?也太简单了吧?简直难以置信。


在生活中,人们理解复杂的东西有困难,过于复杂当然不敢轻易相信,而愿意相信简单的,比如戏台上那么多人物,先分出个好坏再说。可是我们当代人常常习惯了各种复杂,比如电信运营商给电信注册送彩金吧产品定价偏偏不按最简单的每分钟多少钱,而要包装成各种优惠套餐;金融企业把各种债务和投资包装成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总统竞选人更是把政治讲得长篇大论,天花乱坠。以至于没有人再相信电信注册送彩金吧本是简单的,金融应该是简单的,治国也可以是简单的。真的简单到了极致,人们往往反而难以相信。


究竟什么样的简单容易被人相信或接受呢?中国人和西方人不一样。


西方人总是愿意相信真理只存在于理想国中,所以现代科学总是努力把所谓规律从实际情况中分离出来,以理想化、抽象化实现简单化。比如牛顿第一定律说:任何物体都要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运动状态为止。但在现实中,很难看到这样的理想状态,所以非通过刻苦学习而难以理解。


中国人并不缺乏抽象推理的能力,二进制就是中国人发明的,八卦的数理推演功能也决不弱于西方的形式逻辑学。但是中国人仍然宁肯用身边最熟悉的事物去理解各种复杂的事物和抽象的道理。网上有个段子:一个小学生做一道经典数学作业题。问:鸡兔同笼,共有头10个,腿30条,求兔子有多少只。学生不会做,就问他的读书也并不多的爸爸。爸爸说:这还不简单?假设鸡和兔子都训练有素,吹一声哨,鸡和兔子都抬起一只脚,地上站着30-10=20条腿,鸡肯定都金鸡独立,兔子则成了三脚兔;再吹一声哨,地上站着20-10=10条腿,这时鸡一屁股坐地上了,兔子两只脚蹬地,进化为直立行走,兔子共有10÷2=5只,而鸡有10-5=5只。说是笑话,其实这位家长的解法正是《孙子算经》中给出的“抬腿法”。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经过一再追问,就可能变得越来越复杂。子路问孔子什么是君子,孔子说:“修己以敬。”子路不满意,接着问,孔子又说:“修己以安人。”子路还是不依不饶,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孔子回答到这里已经不想再接着被追问下去,对子路说,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容易,这件事情连尧舜都害怕做不到呢(尧舜其犹病诸)!


所以,只用数理逻辑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舍本逐末。在当代,很多文凭很高的人往往不如文盲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深刻,就是因为被强大的科学思维遮蔽了他本来就有的中国式智慧。


用系统科学的观点看,逻辑系统其实是一个人为设定的理论封闭系统,它的目的是研究一个假设问题,即在现实世界中永远不存在的问题,自然法学派称之为“应然”。在自然科学领域,做出一个封闭的简单系统是相对容易的,比如实验室的实验设计。但是在社会研究领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在公共产品定价中,政府公共注册送彩金吧部门想在社会各方面不会作出相应变化、关联产品价格不会联动的假设前提下,单方面定价,显然是不现实的。


在中国人看来,社会发展和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一样,受两种基本力量共同支配,一种叫阴,一种叫阳。比如秋分节气,在自然界是阴阳平衡,昼夜等长,对应在社会,也是阴阳平衡,相对公平的时候,适合提点刑狱、校准度量衡器。


市场经济在中国自古有之,并非三十多前才被引入中国。殷商人是最早擅长经商的族群,隋唐形成的回族也以经商见长,明清市镇经济更是典型的、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只是它在中国从来没有纯粹地存在过,而是以义为本,与讲求信义的社会意识形态始终结合在一起。


即使是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也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领导人认为,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也没有纯粹的计划经济。毛泽东在建国初就开始反思苏联的纯计划经济模式,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邓小平说:资本主义国家有计划,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中国,市场力量被称为“无形之手”,政府的计划和调控手段被称为“有形之手”,两只手辩证统一,相得益彰。这个简单的道理,中国普通的老百姓都懂,但是西方政客和经济学家难以理解。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如果说美国存在战略上的误解,恐怕就根源于美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浅薄。


政府和市场,就是国家与社会中的阳和阴。一般来说,战时政府手段主导,平时市场力量主导,所谓休养生息,从经济学上看就是市场力量充分发挥的状态。


《周易》六十四卦就是通过基本的阴阳两分法分出三十二种宏观状态来描述世界和社会发展运动规律的。这三十二种宏观状态都各有阴阳两面,共有六十四种可能性。每个时代的普通人可能只能观察到一种现实状态,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而深谙易经的政治家、战略家、阴阳家和道家(如诸葛亮、张良、刘伯温等人)则往往能突破历史和时代局限,看破百年趋势,甚至留下千年谶语和不朽经典。


伏羲的先天八卦主要描述自然变化规律(天道),而文王的后天八卦和孔子六十四卦重新排序则主要描述人介入自然后的社会变化规律(人道)。社会由一种宏观状态变化到另外一种状态的规律,在《周易》和孔子的《十翼》中都有阐述。


我们也不过多抽象地讲,下面我们拿周代商的历史典故来看这个问题。


商纣王是众所周知的亡国之君,但却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草包君主,司马迁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能得到太史公如此评价,可见绝非等闲之辈。


可是,商朝的灭亡,就坏在他这些“优点”上:他是如此强大,以致无人能纠其错,他也没有纳谏的胸怀。大臣们辩也辩不过他,打也打不过他,拿他无可奈何。于是商纣王的王权便如脱缰野马,决堤洪水,一发不可收,直到把商朝的江山毁灭。


三公按说是纣王的股肱之臣,却被他杀掉两个,囚禁一个。九侯把自己贤德而美丽的女儿送给纣王,但荒淫好色的纣王不喜欢,把九侯父女都杀掉了。鄂侯为此事与纣王争辩,又被纣王制成了肉脯。仅剩的西伯(文王)禁不住私下叹了口气,纣王近臣崇侯虎对纣王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于是西伯被纣王囚在羑里七年。


不光大臣倒霉,亲人也没好下场。比干是纣王的亲叔叔,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商纣王),一向勤政爱民,善行仁义,政绩卓著。他看不下去纣王无道,死谏纣王,竟被纣王剖心。


纣王的刚愎自用、残暴杀戮让大臣们人人自危,老百姓时时刻刻活在恐怖之中,就像天上时时在打雷,这是典型的雷天大壮之相。


雷天大壮卦与观卦是一体两面。一面是纣王的无道,另一面则是周国的积德行善,多行仁义。


周的始祖是尧和禹时代的农官后稷(又名弃)。“帝尧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传至公刘,“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让百姓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周道之兴自此始,诗人歌乐思其德(《诗经・大雅・公刘》)。”


到了文王的爷爷古公,由于他治国有方,德行仁厚,多国人民纷纷归附。古公认为“兴周者必昌”(昌即指其孙姬昌,后来的文王),相当于指定了继承人。于是文王的叔叔和伯伯主动离开,入荆蛮之地隐居,以避免不必要的王位纷争。武王登基后,才派人找到了他们的后裔,分封建立吴国。


文王姬昌不负叔伯厚望,“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文王父)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由于姬昌行善积德,周边诸侯国的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也都来找姬昌评断。其实也不用姬昌多费口舌,这些人到了周国一看,自己所争的,在这里都是周人所耻的,于是就自动停止了纷争。这些情况传到各路诸侯那里,他们都说西伯是未来受命的君王。


文王蒙历世祖先之德,以及依靠本人在道德上的表率,取得了老百姓和各诸侯国“望而归之”之相,这正是观卦之相。


我们看到,在商朝末期,一面是显性的雷天大壮卦(商王朝),一面是隐性的风地观卦(周国),这两卦一阴一阳,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商朝末年的天下大势。可以说,周兴代商只是迟早的事了。


孔子说南面而立,以“恭己”为前提,就是要君主本人要有足够的德行,这样就可以治理天下了。这需要统治者随时修正自己的内心保持公平正道,矫正自己的方向,一直让自己的行为方式能够面向正南方。这里的南方,是指向着有利于生命生长的方向。


春分是大壮位,秋分处观卦位。帝王的南面而立,就是在这平衡点的位置上,不断调整好一个国家的走向,每当阳进过剩势成大壮卦时,就行柔进刚退;当阳气已衰阴气上升面临否卦时,则要促阳兴武,该出手时就出手。帝王犹如一个平衡大师,平衡的是东西南北,是整个天下。而春秋两分之时,则校准度量衡,维护交易公平,让全天下都以正南面为正确方向,时刻保持面南而立,向阳而进。


无为而治是一种中国式理想政治,现实中的常态是在平衡点附近小心谨慎地“有为”,以尽可能地接近“无为”。而过度“有为”或用力过猛一定会失去平衡,导致更大的问题。中国人把历史称作“春秋”,取春分秋分这两个关键时点代称,实际上是对后世的警示:国家的治乱兴亡,其实就在毫厘之间。这也许就是老子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真实含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