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而掘井,大国智慧

小暑节气,高温和汛期一起如期来临。


人与水的关系,可谓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集中写照。上古之人总在逐水而居和择高而居之间选择最佳结合点,在精妙和富有创意的选择中观察水、理解水,在与水共舞中学会了治水和治理自己。



蒲剧《尧颂》剧情中,尧帝看到洪水来了,低处被洪水淹没,高处土地干涸,逐水而居的日子充满了危险和不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尧帝偶然看到蚂蚁搬家,得到了灵感:蚂蚁在洪水前从低处搬到高处,洪水过后再搬回来。


它们看起来总是在无水的地方生活,但显然它们不可能离开水而存活,那么蚂蚁窝深处一定是有水的。于是,尧按照蚂蚁的方式找到了地下水,发明了井。


这是人类历史上治水的一大进步,更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井的发明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自从有了井,人们基本上可以不再必须与水紧临而居,开始围井而居,安居乐业。八家田地共井,即为井田;八家宅院共井,称为市井。


从此,井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中国人的宅院和城市都讲求方方正正,最初的模型就是井的形状。于是,中国的乡村和城市都有了基本的生长范式。九州就是一个巨大的井田格局。它之所以像“井”字,就是因为整个中国都是以井为基本单元生长起来的。


自从有了井,人们在忍受洪水和干旱灾害之外,有了第三种选择:困而掘井。当干旱时,人们可以掘井取水;洪涝时,也有某些井可以承担排涝的功能,比如窨井、渗水井。


在困而掘井的奋斗中,中国人也学会了一种独特的学习范式——困而知之。


按照孔子的说法,“困而知之”并不算一种很高的智慧。《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在《论语》中提到的“好学”者,除了他本人以外还有颜回,他们都是“学而知之”者。


孔子之后的读书人,能够“学而知之”的还为数不少。而到近现代和当代,读书人改称知识分子,真正能“学而知之”的反而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成年以后“困而知之“。我的台湾老师薛仁明先生就常常不无谦虚地说自己是“困而知之”者,实际上他觉醒比较早,是很了不起的。


虽然困而知之差不多是逼不得已才醒悟,但毕竟为人的智慧提升打开了一条缝隙。


“困”字的造意是树在中央,四面是围墙。在中国文化中,木是生长的代名词,所以木在囗(围)中,生长受限,谓之“困”。南方有一种竹子,只能长四米,再高一点也长不了。所有物种的体形大小都有个极限,长到了极致,就长不动了。


孔子在《周易·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的引申义之一是“疲乏”。小孩子疯狂地玩耍,耍够了也会困,于是倒头便睡。物极必反,盛极而疲。


易经序卦传:“困乎上者必返下,故受之以井。”尧帝时的人民逐水而居,时时受洪水之困,才把目光投向了地下水,发明了井。


从困而掘井得来的困而知之和穷则思变的能力,中国人可称独步天下。四川深处内陆,原本也是缺盐地区,但川人不甘为盐所困,打出了盐井,成了内地有名的盐产地。四川自贡有一口清道光年间凿成的燊海盐井,竟深达1001米。而同时代的西方工业强国,在打井技术方面,竟还远远不如中国。


中华民族自古多灾多难,但每一次都能从苦难中重新站起来,并且变得更加强大,这就是一次又一次“困而掘井”的隐喻。


井的性格平静而冷静,但平静可能是更为强大的力量。日本侵略者来了,中国军民发明了地道战,把无险可守、四战之地的华北平原变成了消灭敌人的战场。


但那时候,列强还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的力量。于是美国率领的多国联军又打上门来,中国人民志愿军把地道战升级为坑道战,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军可以倾泻成千上万吨钢铁削平山头,却难以向我坑道阵地前进一步。傲慢的美国人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竟然无法战胜这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他们更不会理解,一个善于掘井的民族有着何种智慧和力量。


中国人英勇善战,但决不好战,这正是井的性格。防御型战略是我国基本的国防战略,实际上历史上如此,未来仍将如此。电视剧《河殇》的编剧认为,长城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自闭、保守、不思进取的民族。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又哪里会理解,这种强大的自制力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大智慧。


井很少干涸,因为其深处与泉相接,是有源活水。中华文明延绵不断,也因为她是有根之树。蒲剧《尧颂》歌颂尧帝的功绩说:“你是一口井,滋润了民族的生命。”《周易·井卦》:“井养而不穷也。”井不动而功及万物。孔子释井彖辞曰:“其出有源,其施不匮。”井与泉相接,水源无穷无尽,对老百姓的恩惠也就无穷无尽。


中国古人“改邑不改井”、宁改郡而少改县,是对道的敬畏,对根的依恋。中华民族这棵大树,正因根壮而枝叶常青,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泱泱九州,如一口大井,静静地滋润着世界。她越强大,越是世界人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