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规划 托起政企合作之城

我将本篇文章的视角转回到政企合作实施城市开发项目的角度,来谈谈投融资规划方法的作用。  


转化盈利模式


在土地可以协议出让的年代,土地出让金还是一项财政预算外的资金,投资企业搞一个大片区域的开发,通常要先把土地拿到手,在自己的财务盘子里研究盈利问题。在过去政府主导城市建设的十年中,政府收支的预算管理逐渐规范和严格化,包括土地开发收支在内的各种与城市建设相关的资金基本都被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范畴。结果就是,在城市开发再次向社会资本打开大门的时候,政府和投资人遇到了同一个问题,政府的财政预算与企业的财务报表如何对接呢?

我们换个说法,这个问题会更易于理解一些。政府属于非营利机构,财政预算体现出来的更偏重于现金流,关注每一笔钱的进出和使用方向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重视年度收支平衡,并不关注盈利模式问题。所以站在财政视角看待城市开发工作时,以常见的一级开发为例,任何阶段性的结余都还要用于下一阶段的投入,是一个永续滚动使用的方式,不存在什么成本和利润问题。各级政府制定的城市建设管理政策、财政收支管理政策也通常体现了这种特征,并没有考虑社会资本引入带来的变化。政府引入投资人签署开发合同时,也常会以这种方式来描述资金的收支。

而企业投资于城市开发项目时,相对于财政的永续,则更多的体现出阶段性特征,并且有盈利要求。所以投融资规划编制时,注册送彩金吧于引入资本参与城市开发的目的,就要按照城市价值的产生原理,以资本市场能够理解的方式,重新界定出城市开发工作的投入和产出,成本和利润,资金的进入和退出,并且让政府能够理解投资人的盈利模式与财政管理之间的关系。

经过这样一个设计的过程,把一个城市开发项目分解成多个盈利模式清晰的项目,并且为每个项目都进行信用设计,这样才会使得城市具有可投资性;否则当投资人简单地按照政府文件的说法与政府签合同时,执行中经常会发现,投资变成一个有起点而无终点的事情。


建立不完全合同的执行机制  


城市开发工作,比起一个单一的工程项目,其复杂程度要高得多。按照契约经济学的说法,以一个区域开发项目为例,政府与企业之间就这个项目的投资所签订的合同,必定是一个不完全合同。因为开发路径很复杂,双方对于怎么开发在合同签订阶段通常想不了那么清楚,甚至有想法也各有分歧,即所谓的有限理性;可能影响开发的因素很多,比如拆迁量,比如政府各部门人员对项目的具体认知等等,没签订合同前没有人会去花很大力气收集,或者也收集不到真实情况,也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完全;未来的具体开发工作还会受到很多不确定事项的影响,如政策变动,政府一把手变动等等,甚至开发区域边界之外的变化也会产生影响,即所谓的交易事项本身也有不确定性。用系统学的说法,城市开发是一个开放复杂系统。

所以一个城市开发项目在政府与投资人签订合同时,讲清楚分工、权利义务、盈利模式等等仍然不够,仍然是一个不完全合同,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容易影响双方未来合作的,就是开发路径问题。首先,开发路径代表了双方的预期,政府的一把手和企业的一把手的出发点必然不同,甚至相去深远;其次,开发路径影响了一个项目的经济属性,因为一个区域开发项目可以派生出很多子项目,这些子项目的投融资方式和执行顺序也会大大影响整个项目的现金流特征,从而影响到财政和企业两方的财务状况;第三,两者对“肉”和“骨头”的认识是不同的,改造一个破旧村庄在一个大区域开发项目中,政府看来可能是政绩,是“肉”,在企业看来可能是“骨头”;第四,一个区域的开发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各自都需要投资一些项目,而双方的履约能力则是互相影响的,一方转不下去另一方也会受损。

我们常会说城市开发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不确定性因素多,这些都需要通过合作过程来解决,从博弈论角度而言,这个具有不完全特性的投资合同的执行过程,是一个政企双方重复博弈的过程。

所以要提高投资的可行性,投融资规划经常要同时为合作双方提出一个互相配合的开发路径,并且编制的过程需要双方共同参与,建立共同的价值取向,兼顾双方甚至多方的利益,使双方的重复博弈过程有章可循,这使得投融资规划本身也成为合同的一部分,甚至是合同执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投融资规划提出了开发路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需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作出动态调整,否则也就不存在有限理性了。但是投融资规划的制定是政企合作实施城市开发的一项必要工作,它将大大降低项目实施过程中双方的博弈成本,并且在双方面对突发事件和环境变化时,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研讨平台来应对。  


为平台型政府和平台型城市运营商建立经营规则  


新型城镇化时代下,政府的角色应该新在哪儿,我们认为政府应当向平台型政府转型,这一点我们在别的文章中已经论述过了,在此不赘述。这里我们重点谈谈如何做的问题。近年随着城市开发再次向社会资本开放,不少参与其中的社会资本都纷纷给自己冠以“城市运营商”的称谓,其具体内容则随着不同投资人的业务范畴而有所变化。“城市运营商”的概念,听起来颇有些高端的味道,我们认为从它对城市发展的作用而言,未来也逐渐会有高下之分,更高端的城市运营商,也将向“平台型”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只有一个信用主体,就是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在一个大一统的信用主体基础上,不断实现信用分离和分立的过程。时至今日,除了企业之外,每一个城市实际上也都具备了经济意义上的信用主体地位。城市繁荣的过程,就是一个信用能力不断增长的过程。

从投融资规划实践来看,一个城市的信用能力,就象一个企业的信用能力一样,是可以被规划、被培育和经营的。平台型政府和城市运营商,实施城市规划的过程中,最有利于提升城市价值和产生丰富盈利模式的方式,就是用自身的投资,为城市建立基础信用,并以城市规划为基础,有针对性设计出各种项目的盈利模式,设计出自身的经营与其他投资人之间的关系,让各种专业投资人都能够进入和盈利,从而实现城市价值的最大化,并从中获得回报。

政府或城市运营商如果以平台型出现,则可通过投融资规划的方法,站在城市整体的视角,规划出一系列的信用完整的项目,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为生产性企业、社会组织、注册送彩金吧性企业创造大量的机会,为企业进入厘清规则。无论这些企业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还是通过招商引资从外部引入的,都算得上一个城市的融资行为。城市的繁荣,有赖于货币资本和智力资本的不断进入,这个过程中,城市中产生出大量的信用主体,城市的整体发展信用也就随之不断增长,城市发展也就进入良性快速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