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怎样影响城市——十一届三中全会(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召开,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历史角度,更多人关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启动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意义,重翻史料,我们发现十一届三中会议已经为我国的城市发展和改革埋下伏笔,会后我国的企业改革和城市综合改革也正式启动。


关键词:企业自主权


会议公报

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部分职权转交给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

按经济规律办事,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现象……


试点过程

197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选择四川省具代表性的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和南充丝绸厂6家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改革主要内容是逐户核定企业的利润指标,规定当年的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量奖金。在当年第四季度计划的超额完成中收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并显示出巨大潜力。

1979年1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地方工业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把试点的工业企业由6户扩大到100户,同时在40户国营商业企业中进行了试点,这也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乃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标志。

四川省扩权试点的做法包括:

计划管理上,允许企业在国家计划之外,根据市场需要自行制定补充计划,对于国家计划中不适合市场需要的品种规格也可以修改;

物资管理上,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短线产品和炸药等危险产品仍由国家统购统配外,大部分生产资料可以进入市场,企业与企业之间可以不经过物资部门直接订立供货合同,也可以在市场上采购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企业也可以自销一部分产品;

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上,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经营的好坏分享一定的利润,并可用于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集体福利和职工的奖金;

劳动人事管理上,企业有权选择中层干部,招工择优录取和辞退职工。  

197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9年4月13~20日,原国家经委召集京津沪三市的首都钢铁公司、北京清河毛纺厂、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汽轮机厂等8户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1979年5月25日,原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部委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在8户企业中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通知》要求,通过改革,要着重解决11个问题:

主管部门要在今年内对企业实行“五定”(即定生产方向、生产规模、燃料动力、原材料来源和协作关系);

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由企业主管部门综合平衡,统一安排;

主管单位安排生产建设计划时,对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必须保证;

试行企业利润留成;

从1979年起,企业计提的折旧基金,70%留给企业;

新产品试制费用按一定比例,在企业利润中留用;

企业有权申请产品出口,参与外贸谈判,并取得外汇留成;

企业在招工计划内择优录取职工;

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有经济效益者,企业可予以奖励,职工失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企业可予以处分直至开除;

经营管理好的企业,在调整工资时,职工的升级面可以略高于平均水平;

在定员、定额内,企业有权决定机构设置,并任免中层以下干部。


政策规范

为规范迅速推开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五个文件:

《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

《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

《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

《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率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

《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

这五个文件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企业改革的第一批文件,对各地的企业改革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主要内容包括:

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允许企业按照生产建设和市场需要,制定补充计划。补充计划生产的产品,企业可以按照国家定价自销;

实行利润留成,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直接挂钩,企业用利润留成建立的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有权自行安排使用;

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及企业的留成比例;

企业有权向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申请出口自己产品,并按国家规定获得外汇分成……


成就与评价

1980年8月9日,国家经委给国务院写了一个《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

从1979年到1980年6月底,根据29个省、市、自治区和一些工交部门(不包括军工企业)的统计,试点企业总计为6600多个。

这些试点企业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但试点后产值占到60%左右,利润占到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试点企业利润占到80%以上,北京占到94%。1979年有4200多个试点企业,总的利润留成额为21.3亿元,按财政口径计算企业所得为14.04亿元, 占增长利润的40.8%。


以调动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为目标来评价,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验无疑是成功的。但这场改革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国有企业变得越来越追求投资的扩张。随着改革深入,政府将基建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也就是著名的“拨改贷”改革)的试验开始了。1985年以后,包括国有企业的新增流动资金、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在内的所有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全部改为了银行的贷款。这一决定从此把国有银行与企业捆绑在一起,演化成几乎20年后才终于厘清和削弱的“银企关系”及中国企业居高不下的负债率。

二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利益冲突。尽管试点扩大到了更多的企业和部门,但是向企业扩权给国家财政收入上带来的压力很快暴露出来了。《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的数据显示,国有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973.65亿元,下降到1979年的923.62亿元,到1980年下降为889.58亿元。


怎样影响城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的改革是从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其目的是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经济体制,提高生产力,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的城市改革试点,作为改革初期的试验,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由于各项改革措施不配套,特别是宏观方面的改革,如计划体制、财政体制、商业体制、银行体制、价格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跟不上,企业自主权不能完全落实。二是随着企业内部改革的推进,由于外部条件不具备,致使企业向“全能”方向发展,企业“大而全”、“小而全”,重复生产、重复建设等问题更加突出。三是当时实行的改革都只是单个企业、公司或行业的改革,而且还多是利润分配方面的改革,所以改革的经验是带有局限性的,缺少一个城市综合改革的全面经验。当时的试点办法也不够完善,已经进行的改革难以深化。这样,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