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怎样影响城市 ——十二届三中全会(三)

关键词:国营商业改革


会议公报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原来为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


历史起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和经营环节减少的商品流通格局,加强落实了国营商业小型企业“改、转、租”,探索新的商业形式。但已进行的改革尚不完善,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国营商业企业活力不够,“大锅饭”未真正打破,自我发展能力薄弱;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运行机制不灵;政企职责不分,调节手段不够等。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在国营商业体制改革方面又做了诸多有益的改革和探索。


改革阶段

第一,1979~1981年试行经营责任制。到1981年底,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5万多个企业进行经营责任制试点,约占国有商业企业总数的1/3。物资流通企业的经营责任制起步较晚,但到1984年底,许多的物资流通企业依据自身情况实行了上缴利润包干、亏损包干、“三保一挂”、“目标利润包干”等形式的责任制。

第二,试行经营承包责任制。据不完全统计,到1983年3月,全国商业系统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门点达到10.3万个,占全部门点的56.6%。1983年下半年以后,国家开始实行第二步“利改税”。

第三,1984年改革试行小型商业企业“改、转、租、卖”。到1984年末,全国有58060个小型国营零售、饮食和注册送彩金吧企业放开经营。其中,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的46589个,

(引自《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政策文件

1983年4月24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同意财政部报送的报告及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自当年6月1日起,国营企业开始普遍推行“利改税”制度。具体办法内容:凡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均按照实现利润和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税后利润,一部分以递增包干上缴、固定比例上缴、缴纳调节税、定额包干上缴等办法上缴国家,一部分按照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

1984年7月,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10月,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厅(局)将直属企业下放到所在市。

1984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文件规定,将国营企业应当上交的收入,按国家设置的税种以向国家交税的方式上交,完全的“以税代利”,税后利润归企业自己安排使用。将工商税按缴纳对象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盐税和营业税;对国有企业的利润征收所得税,并对部分国有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开征调节税(一户一率),调节税后的剩余利润为企业留利;允许企业在征收所得税前从利润中归还技措贷款;增加资源税、城建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

1988年4月,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的意见》,文件从增强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活力(注册送彩金吧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中型零售商业企业试办租赁制、可以继续试办股份制企业)、搞好国营小型商业企业的改革(实行租赁时,应以本店职工租赁为主,也可以向社会租赁,但都要进行公开招标。)、深入改革国营批发商业(商业批发企业可以与生产企业联营,建立若干批零兼营的集团性企业)以及价格改革(改倒扣为顺扣,由商业批零企业按照进价加合理的费用、税金、利润,顺加作价)。


改革内容

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改革商业企业行政管理体制。到1985年底,商业部管辖的17个工业品一级站全部下放到所在市;省、自治区所属日用工业品二级批发站下放513个,占全国日用工业品二级批发站596个的86%。1984年以后逐步扩大企业的经营、计划、财务、物价、人事、工资、奖罚等权利,到1991年推广重庆市“四放开”(即经营、价格、用工、分配放开)经验后,企业自主权的问题有了较大突破。

取消统购、派购,改革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国务院决定从1985年粮食年度起(4月1日),取消粮食统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制度。同时,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任务为8500万担)。1985年1月开始,逐步取消生猪派购,实行自由买卖。1985年,还取消粮油统购,实行合同定购。食油统销方面从1991年4月开始只保证城镇居民定量供油和军供用油。

改革商品管理体制,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商业部系统由国家进行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978年的274种,逐渐减少到1991年的12种,取消了日用工业品指令性计划的商品。1983年,国务院批转了商业部有关全国临时免收布票和1984年不发布票的请示,于是实行了30年的棉花计划定量供应宣布结束。


成就与评价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营商业体制改革,实现了城市国营商业市场化改革的初步探索,彻底改变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商业体制形式和经营模式,初步形成了市场化商业体系。

到1987年底,在11402户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中,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达8843户,占企业总数的77.6%。其中, 实行两保一挂的(即保上交利税和技术改造,上交利税与工资总额挂钩)为1364户,占承包企业总数的15.4%;实行上交利润递增包干的为2029户,占22.9%;实行上交基数包干、超收分档分成的为3337户,占37.7%;实行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即对企业增长利润只收3.5%的所得税,并将税前还贷改为税后还贷)为580户,占6.6%;实行亏损包干的为683户,占7.7%。承包期在三四年以上的,占承包企业总数的64%。

1987年实行承包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完成产值2452.1亿元,增长11%, 比未实行承包的企业增幅高出0.5个百分点;销售收入2797.2亿元,增长18.2%,比未实行承包的企业增幅高出2.3个百分点;实现利润291.1亿元,增长14.8%,比未实行承包的企业增幅高出 10.2个百分点;上交国家财政收入增长4.7%,而未实行承包的企业还下降了21.8%。1988年已有9021个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占企业总数的90.8%。其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2.5%,


怎样影响城市

改革开放后国营商业改革,初步形成了市场化城市商业体系。

一是针对国营商业的多种承包制度激活了城市的商业活力,实现国营商业的市场化转变;二是国营商业体制改革,使得商业以项目规划为主要形式在城市进行空间落地,改变了传统的城市格局,在《城乡规划法》未出台前开始影响城市的功能布局;三是国营商业体制改革打破了城市边界,加强了城市商品之间的商品交流和贸易往来,使城市更加开放。